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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伟:从“没有温度”到关注“人的复杂性”
发布时间:2016-01-25 发布者:文艺争鸣
      刚才欧阳江河介绍说台上7位都是先锋作家,我猜他的意思应该是清华教授早上讲的广义意义上的先锋作家,余华、苏童、格非是先锋作家,而李洱、东西和我恐怕只能免强算得上广义意义上的先锋作家。我们写作起始于九十年,而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精神背景完全不一样。
      格非刚才说80年代转瞬即逝,先锋文学的环境不复存在。我想接着他的话题谈谈80年代的精神背景问题。关于八十年代的精神想象中,大约都会指向“理想主义”这个词语。但是仔细辩析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我们可以看到多重价值的塑造及其混响。首先,我觉得那个时候,革命意识形态依旧主导着整个社会,只不过,在八十年代,“新”这个词语取代了“革命”,成了一尊新的神,但整个社会其根本的意识形态背景没有变,所以这理想主义中,天然地具有革命意识形态带来的国家主义成份,“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这理想主义的内在动力。因为“新”这尊神的出现,我们开始和西方相遇,原来被禁忌的各种西方新思想都被我们合法拥抱。所以,尽管整个革命意识形态依旧笼照一切,但其思想体系及价值体系内部却是活跃的,知识分子共同参与到这个意识形态的变革过程中。
      1985年的先锋文学就是这样一种状态的产物。先锋文学在今天看来,可能已不像当年那么灼目。但在当年的背景下,先锋文学在叙事革命的旗帜下,其实隐含着一种对整个意识形态的一种对抗,或者说在这之前,我们的文学或多或少是革命意识形态哺育的结果,现在,先锋文学打算另立炉灶,开启关于文学新的疆域。
      八十年代未期的广场事件,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分水岭。那个事件后,八十年代的逻辑戛然终结。在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中,学生运动是天然的政治正确,在革命话语的核心地带,这也是广场事件如此漫长的原因,其实广场上的人都是革命的孩子,是革命长期哺育的结果。所以当时谁也不相信,会造成后来的事件。那个事件表面上看,对准的是学生,但实际上对准的是革命意识形态本身,它几乎催毁了革命意识形态的核心,革命意识形态自己把自己毙了。革命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这之后,中国人几乎没有信仰生活,一个物欲的时代来临,直到今天都是这么一种状况。八十年代的逻辑已然终结了,九十年代逻辑就此开启。
      当八十年代的逻辑终结的时候,当先锋所隐含反抗的那个革命意识形态瓦解的时候,张力消失,先锋几无着力之处,先锋的终结也是必然的。某种意义上,先锋也是革命孩子的一个变种。
      所以,我们今天谈先锋,其实在谈先锋的遗产。先锋在中国文学划出一条界线,先锋之前和先锋之后的文学在技术、思维、语言及叙事上都改变了,而我们这批起始于九十年代的写作者某种意义上依旧享用着先锋的这些遗产。
      首先,先锋改造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方法,先锋通过超现实的寓言式书写,使叙事变得更为迅捷。刚才李洱说,我们和苏童他们是叔侄关系,但中国的先锋文学显然同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父子关系,我们的先锋文学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之子。所以,当我们谈论先锋的时候,某种意义上也在谈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那么在技术层面,我们更多的是借师西方。到了先锋这里,我们处理现实的方法和传统现实主义完全不一样了。比如在《铁皮鼓》里,有一节《肥大的裙子》,写到我外公被二个警察追捕,我外婆正在种土豆,我外公躲到了外婆肥大的裙子下,警察问外婆是否看见逃犯,外婆指了另外一个的方向。事后,外婆发现自己外孕了,他们结婚成家,生活在一起。关于结婚这件事,这在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恐怕需要几万字完成的情节,在现代主义小说几千个字就解决了。这个手法是超现实的,但又似乎在现实中是有可能发生的。这就是现代主义小说在处理经验的独到之处。在中国,有了先锋小说的传统后,原本需要写五十万字完成的小说,几乎可以减少一半。有一次,我和毕飞宇开玩笑,我说,如果《悲惨世界》现在写,就不需要写得那么长。
      其次,先锋文学改造了我们的文学语言。先锋文学的文字有很大的识别性,某种意义上似乎具有南方特性,因为先锋更强调叙事,所以很少用口语,也几乎不写对白,先锋小说所用的几乎都是精致的书面语系。这也是当我们提到先锋就会提到余华、格非、苏童,而很少提到莫言。就先锋性来说,可能莫言的文本可能更先锋。这和我们所认知的先锋的语言形态不无关系。这种具有南方特性的文学语言也被后来的作家,特别的南方作家所继承下来,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
      语言问题从来不只是语言问题,也是思维方式的问题,关涉对世界的认识以及对经验的处理。这种南方性格的语言优雅别致,但也有可能产生另一个致命的问题,粗糙的现实经验或许会被隔离在外。这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
      总之,先锋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方向。九十年代的文学在方法论上继承了先锋小说的传统,但有自己独特的面貌。九十年代,整体性消失了以后,所有的经验都是碎片化了,没有一个强大精神背景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写作都是孤立无援的。八十年代在某种意义上像人类的童年,有顽皮和稚拙的一面,先锋小说也是如此。今天不知道哪位批评家说到先锋小说的器官是非常发达的,味觉、嗅觉、听觉、幻觉等等,但它欠缺的正是人的正常温度,正常情感。刚才苏童谈到“穿衣服”问题,对此我的理解和李洱的理解又有点不一样,我的理解穿衣服其实是对人的关注,先锋文学基本上把人变成一种符号,所以人需要不断地有温度。90年代,我们写作的时候,会更关注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除了叙事形式以外,我们更关注人和这个时代的紧密关系,探讨时代意志下人的真实境况。因为每个人都不是抽象的人。
      我就讲这些。

(刊于《文艺争鸣》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