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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从“裸奔”到“穿衣服”
发布时间:2016-01-25 发布者:文艺争鸣
      其实到现在我也没有彻底想好要说什么,但同学们爱听什么我有一点儿知道,听了一天的学术真的有点累,我想先讲讲别的。在座的几位作家同行,我跟格非、余华认识的比较早,我跟格非认识比余华还早,因为当年我有一个同事在华师大期间跟格非有点关系,不是那种关系,是因为文学他们有了一点儿关系,因为这个原因有一天我在《钟山》做编辑的时候,突然我的同事就把格非带来了,那时候就像革命同志接头一样,不需要太熟悉,文学就是暗号,所以我非常热情的留格非吃饭,但是没有菜。你吃了我的饭就忘了,看你没反映。在我8平方米的单人宿舍里,应该是王晓丹给我弄了一点儿菜。这是我跟格非第一次见面。
      后来我记得余华在上海似乎改《活着》,我们三个人频频见面,那时候是去格非的宿舍,比我的大,大概十几个平方米。我现在什么都记得不清楚,只记得是聊天、打牌。我一直记得格非的房间里有一种非常明显的苹果的香味,当时我就找那个苹果找不着,我就没看见苹果在哪里。所以很久很久以后我想不起格非,而是想起格非的宿舍里那个若有若无的苹果的气味,只闻其味不见其影的那只苹果。
      我和余华第一次见面记得不清楚,我当时是与《人民文学》的副主编朱伟见面。我是责任编辑经常组稿,我跑到北京说想见见余华,因为朱伟和余华关系非常好,然后余华就来了。他来的真是及时,因为我当时烟正好抽完了,看他的样子就像抽烟的人,我说“有烟吗”?他说有,是贵烟,所以余华来了我可以点上一支烟,后来我想起余华来就是这支烟,也没有作品、没有这个人,坦率说是一支燃烧的烟。
      这是我跟这两位兄弟多少年的交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有意思。后来发现从个人的观察,无论从编辑还是写作同行来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格非成为一支只闻其香不见其影的那个苹果,余华对我来说是那支燃烧的烟。这是我跟这两位朋友的交往,一个比较个人化的记忆而已。
      坦率说,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名字是在书里被捆绑在一起,但是我们生活中确实也是这样。我想说的是,因为我这次来又得到消息说格非是大病初愈,余华小病初愈。所以我觉得自己身体这么好特别无耻。我突然发现跟他们坐在一起,格非在谈论他的病情,余华在他谈论小小病情的时候非常内疚,我一直在听着,我也有点儿失眠。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尤其是今天种种暗示,30年写作岁月过来了,人生岁月也过来了,出现了我们年轻时候在一起意想不到的事情。当然这个是蛮感伤的。
      好在我们终究还是要回到文学的话题,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看待我们三十年来的创作,或者是我们作为先锋文学的一员如何看待。我觉得用最直接的话描述我们的创作,一种所谓的先锋文学到今天都成了一个爷爷辈的人,或许还有其他种种描述的方法。我想来想去还是想用一个孩子们比较明白的、浅显易懂的方式来描述这几十年的创作到底是怎么样的。从我们二十来岁粉墨登场,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一方面谈论理想,一方面谈论创作。其间发生了什么,有一个极端夸张的比喻,我始终觉得我们当年的创作是个亮相,我们大幕拉开的时候,我们那个pose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裸奔”,当然你可以修饰一下,文字的裸奔、句子的裸奔。这个裸奔的姿势是摆好的,最初的几个台词说完,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剧本没写,这出戏怎么唱下去?我相信他们跟我一样。虽然这么多年时间的流逝,人越来越出名,作品越来越多,但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穿不穿衣服?如果要穿,怎么穿、穿多少?所以我还是愿意说这样的话,我们抛弃所有的修辞,用最简单的办法,这几十年来的创作,我们一直在尝试着要不要穿衣服,穿的凉爽,还是厚实,穿的是什么质地的,是棉的还是麻的。这是我今天的感受,因为我真的没想好,只想到了关于这两个点。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刊于《文艺争鸣》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