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国的抗战文学，七月诗派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七月派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文学追求的自觉性——有胡风的文学思想为导向，有艾青、田间等人的创作为范本，自觉性的背后就是众所周知的组织性：与一般的抗战文学不同，七月诗派基本上是在胡风的组织、推动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目标明确的文学流派；与“抗战文学”广泛散布在抗战时期的主要期刊有别，七月诗派基本上汇集在《七月》、《希望》及《七月诗丛》等有组织的出版物周围。这样的“自觉”与“组织”在特定的“斗争思维”中难免给人留下“圈子”、“集团”的印象从而悲剧丛生。

但是，这样的叙述也容易让我们忽略这一流派在事实上的跨越组织核心、多地域分布、多重人员来源的复杂性，比如胡风与七月派作家思想与艺术趣味的细微差别，以国统区重庆为活动中心的七月派作家与其他区域（包括解放区与国统区其他地域）作家的来往交流，虽然这种区域的差别在整体上不能混同于陪都重庆与边地昆明那样的分歧（例如作为七月诗派的北碚复旦大学诗人群与的西南联大诗人群的深刻差别），但是充分发现七月诗派如何由若干不同来源诗人最终汇聚而成，不同的艺术经验如何在“抗战”主题下互动认同，在交流中彼此接近，而同仁组织如何容纳了不同的个性与特质，可能同样重要。在这里，我们主要追述在当时，与七月诗派关系密切的另外几位以成都为中心的诗人——平原诗社同仁的活动，因为与胡风、重庆的若即若离的关系，他们通常都处于七月派的叙述之外，但恰恰是这种自然汇集的走向，这样游走于抗战不同区域并且主题表现也各有所长的事实，从另外的角度体现出来“抗战文学”的个性，丰富了我们队七月诗派的认识。

本文仅仅是简述这些几乎被遗忘了的七月诗人的基本创作活动，更深入的研究还留待他文。

 

                            一

 

当一拨《七月》精神的响应者汇集在了重庆，聚会在北碚复旦大学这块文学热土上的时候，在数百公里之外的文化古城成都，也有一批文学青年正积极探索着抗战文艺活动的方式和取向，一些文艺团体和刊物陆续出现了。其中的华西文艺月刊社就是由成都市疏散到新繁两所中学的文学爱好者于1939年至1940年间组织的。1940年底这个团体解散以后，其中的骨干成员如蔡月牧、杜谷、芦甸、寒笳、白堤等人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以发表诗歌作品为主，1941年，七月诗派在重庆的重要阵地《诗垦地》创刊，就得到了其中的诗人如杜谷等的支持。《诗垦地》的创刊对于远在成都的这些热爱诗歌的青年来说无疑也是一种鼓励和启示，于是经过认真的磋商，他们于1942年春正式组成了平原诗社，诗社有成员30来人，除前述数人外，尚有若嘉、任耕、左琴岚、葛珍、无以 (张孟恢)、孙跃冬、方然、范方羊等。平原诗社在成立的当年便出版了诗丛刊《涉滩》，以后又出版了《五个人的夜会》，另外，他们还利用《新中国日报》副刊《动力》发表作品，在洪钟主编的《新新新闻旬刊》上推出每月一次的《平原诗页》。

成都平原诗社与重庆《诗垦地》长期互相支持，平原诗社的丛刊上出现过重庆七月诗人邹荻帆、曾卓、绿原、冀汸等人的作品，而“平原”诗人杜谷、芦甸、方然、白堤、孙跃冬、葛珍、左琴岚、许伽等也为《诗垦地》提供了自己的稿件，《诗垦地》丛刊三、四集是在成都印刷发行的，这也得到了“平原”诗人们的大力协助，特别是第六集《诗垦地》丛刊由邹荻帆在成都主持编印时，平原社成员如杜谷、芦匈、白堤、葛珍、许伽等都参加了编务工作，所以说，平原诗社首先是通过七月诗派的一个子群体——复旦大学《诗垦地》诗人融入七月派的大阵营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平原”诗人都和《诗垦地》作家一样与《七月》、与胡风有着切近的关系，也不是说所有的“平原”诗人都有着与其他七月诗派同仁有完全相同的文学旨趣，正如“平原”诗人葛珍所回忆的那样“要说平原诗社成员的诗风都是‘七月派’也不尽然，”例如范方羊那些低回宛转、情景交融的作品似乎就更接近新月派。[i]从总体看，“平原”诗社与七月派是互相交错的关系，也就是说，七月派的活动方式及文学创作的确都影响了“平原”诗社，但却不是每—位“平原”诗人都在自己的作品中传达了这种方向，最能体现七月派文学精神的是其中的几位有代表性的诗人，如杜谷、芦甸、方然等。这可能正是抗战文学的一个时代特征：首先是多地域多种形态自然存在，但彼此又不妨在彼此的交流中走向认同和融合。

 

                            二

 

杜谷是这一群体从华西文艺社到平原诗社的关键性人物。他是平原诗社的重要作家和后期的主要负责人，同时也是深深介入七月派文学活动的重要人物，可谓是平原诗人中最名副其实的七月派作家——在《七月》上发表过重要的作品，有诗集人选胡风的“七月诗丛”。

杜谷原名刘锡荣(现名刘令蒙），原籍江苏扬州，1920年11月 1日生于江苏南京，有着与大多数七月派作家相同的遭遇：在底层艰难跋涉的人生。

杜谷的童年也有过短暂的快乐时光，那是因为他的外祖父在南京开了一家缫丝工场，一家人生活富足安定。只是天有不测风云，“宁缎”织造业不久就走向了衰落，外祖父的工场濒于倒闭，而且雪上加霜，一场火灾又几乎将所有的家财扫荡殆尽，无忧无虑的小康生活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父亲沦为手工工人。家庭的变故让杜谷时时面临着辍学的危险，如果不是外祖母变卖了仅有的几件首饰，他连小学也无法完成，如果不是他在小学毕业会考中成绩优秀而被保送升学，他可能也早早地中断了自己的学习生涯，就是在中学里，他也得靠每年申请淸寒学生免费才能坚持学习，只是，物质生活上的“清寒”并没有掩盖杜谷精神追求的“富足”，他分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特别是作文。还是在念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他的散文就获得过初中部第一名。以后他主要的兴趣落脚到新文学作品上，如朱自清《背影》、鲁迅《故乡》、冰心《寄小读者》等抒情性的作品。诗人常任侠曾是杜谷高中时代的语文老师，这又大大地加深了他对新诗的感情。

常任侠首先将《诗帆》杂志推荐给了杜谷，这是他与孙望、程千帆、汪铭竹等于1934年创办的，杜谷尤其喜欢那上面刊登的翻译作品如叶赛宁的田园诗。叶赛宁的诗歌情感细腻宛转、语言质朴、想象丰富，它和先前读过的那些抒情性的散文一起都很能贴近这位金陵少年的心灵——那里面已经开始贮存了江南人的才情，略略带着家庭变故后的人生忧伤，但却没有丧失掉天真的梦境和温暖的缅想，一如江南这块温暖、湿润的土地，历来都以出产细腻、温柔、轻软的诗情而著称。杜谷早年的这些文学兴趣似乎也表现出了这种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在他以后的艺术追求当中，这一地域特征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但江南也有江南的赢弱，它的文学固然才情丰沛，固然深情绵邈，温馨敦厚，但却经常对现实生存的若干重大事项特别是社会政治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可以说，如杲杜谷的人生和艺术视野中只江南式的明山秀水，也就很难走向七月派了。

改变杜谷人生道路和艺术追求的是抗战。

1937年抗战爆发，正在髙中读书的杜谷开始流亡，他从南京经长沙到了成都，就读于航空机械学校。在学校里，他与一些同学组织了“四月”读书会，读书会集体购买了当时出版的许多新文学作品，包括“世界文库”、“文学丛刊”等，这使得他有了系统阅读大量的新文学作品的机会。课余，他开始了文学创作。作为早年文学兴趣的一种继续，杜谷此时最爱不释手的是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的诗文，他最早创作的短诗如《漂流》、《病之夜》、《雨中的旷野》等都受到了何其芳温柔而迷离的风格的影响，他似乎尚未完全找到“七月”的感觉。不过当这些作品陆续在成都《华西日报》、《新中国日报》飞报》副刊及《文艺后防》等杂志发表以后，却结识了许多的青年作者。就在1939年的冬天，协进中学的蔡月牧、赵光鲁、赵适、黎方等发起成立了华西文艺社，杜谷也应邀参加，并成了其中的核心人物。

在成都，杜谷写下了确定他诗坛地位的诗歌《泥土的梦》，这首诗先于1940年发表在《文群》上，第二年又发表在了《七月》7集1、 2期合刊上。诗歌以拟人化的手法描写了泥土这一生灵，描写它在春天悄然来到的时候心中所升起的美丽的梦想。杜谷将泥土这如此质朴如此平凡的意象纳入到了自己的诗歌世界当中，充分证明流亡已经为他的人生注人了更真切的现实体验，他已经不再满足于传统江南文学的风花雪月了：

 

        泥土有绿郁的梦

        灌木林的梦

        繁花的梦

        发散着果实的酒香的梦

        金色的谷粒的梦

        它在梦中听见了

        孩子们的刈草镰

        和风车水磨转动的声音

 

    不过，杜谷的泥土情毕竟还没有艾青式的深沉，田间式的健壮，他仍然将一份美丽的遐想寄寓其中：

        泥土从深沉的梦里醒来

        慢慢睁开晶莹黑亮的大眼

        它眼里充满了喜悦的泪水

        看，我们的泥土是怀孕了

1940年9月，杜谷从航空机械学校毕业，又由成都流亡到了重庆，这是他艺术追求产生较大变化的开始。

在重庆，他又见到了自己的文学启蒙老师常任侠，常任侠介绍他认识了田汉和艾青。他先是帮助田汉整理歌剧新作，接着进了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文艺组。这里的作家都极具现实感和时代精神，置身其中的杜谷无疑是经受了一次人生观和艺术观的洗礼，特别是力扬和卢鸿基给了他许多的鼓励，他开始在《抗战文艺》、《七月》和《国民公报·文群》、《新蜀报·蜀道》等处发表诗歌， 而此时的诗歌创作已有意识地从何其芳式的诗风中蜕变出来，向着坚实的现实生存土地迈进，艾青成了他学习的方向。

与成都时期的诗歌相比，生活在重庆的杜谷更多了一些现实的观感，他注意到了山城脚下的冬天的江水，注意到了山恋起伏的对岸那来自南方的载重车队，日机轰炸之后的破碎的街巷也引发了他的感叹。这些情感不再是单纯的明净与美丽，温暖美丽的向往当中也掺杂了几分“硬”度，诗人生出了渴望战斗的昂扬：“穿过疏林/穿过覆盖着雾的轻沙的/红色的草坡/唱着嘹亮的歌/迅急地奔来/到了渡口/向耸立在危岩上的山城/扬起手”（《车队》)。诗人积蓄了对侵略者的仇恨：“扶着那锯齿似的残垣/在破瓦堆上/ 一拐，一拐/艰难地寻找着的/老母亲/你脸苦痛地皱结着/喃喃地诅咒些什么”“是的，我知道/我们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民/心里都种着仇恨”<《巷》)。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时，杜谷正病卧于宽仁医院里，他写下了《寒冷的日子》、《写给故乡》等诗，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千古奇冤的愤激之情，现实的惨烈景象让诗人怒不可遏，他以艾青式的激动控诉着这冰心彻骨的“倒春寒”：“往日明亮的窗口 /也好像巨大的陷阱/从那里伸进罪恶的黑手/我忧郁了/ 夜里醒来/我听到风猖狂地在屋顶上/拍击着它巨大的翅膀/从窗缝里/又透进它冰凉的呼吸/使我感到寒栗”(《寒冷的日子》)。故乡也不仅仅是温暖和亲情的所在，那块土地上正发生着触目惊心的一幕：“我的战斗的兄弟/ 倒在从背后射来的枪声里……”温和的金陵才子终于忍无可忍了： “我也要昂然奋起/跃过丛生的荆棘/跟随那些叩你火之门的兄弟/ 扑向你的怀里"(《写给故乡》）。这两首诗最能体现杜谷作为七月派诗人的现实体验和现实精神。

当然，杜谷的诗歌是有自己的个性的，这种个性就在于，他能够在七月派式的现实体验当中保持一份心灵的透亮——他的抒情仍然是轻柔的温润的，他时时都怀着对光明的由衷的毫不掩饰的企盼，可以说，正是涂抹在现实关切之上的这一层暖暖的幻想给杜谷诗歌带来了“亮色”。你看，一束阳光照在了化龙桥的农舍里，给正在病中的诗人莫大的慰藉，这阳光来自不远处的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我久久深沉地凝望着你/最后并向你伸出手来/请你给我一掬光辉”(《山坡》)。疲倦的人，望着那满天的繁星，则生出了繁花似锦的美感广今夜，天上仿佛三月的果园廣上开满洁白的水仙”；“今夜，天上想有豪华的酒宴/繁星交列着银色的灯烛”(《夜的花朵》)。从突破江南式轻靡柔丽的抒情传统到寓温润的柔情于质朴的现实关怀当中，这是杜谷诗歌艺术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复归，超越是他作为现代诗人、作为七月派作家的一种巡弋，而复归则意味着多种艺术精神的汇合和交融。

杜谷避居到化龙桥和鸡歇铺是在他出院以后，这时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许多人都因皖南事变而疏散了，他只能一边避居养病，一边读书写作。就在这时，他先后收到了胡风的桂林来信和邹获帆的复旦来信，胡风约他编一本诗集人选“七月诗丛”，这就是杜谷的第一本诗集《泥土的梦》，只是后来因原稿被检查机关扣留而未能出版；邹获帆请他为 《诗垦地》写稿，这样杜谷便与七月派和《诗垦地》真正地走到了一起。1942年杜谷专程去北碚看望了《诗垦地》的朋友们，见到了邹荻帆、冀汸、绿原和姚奔，他们长谈竟日，甚是欢洽，这也坚定了杜谷创办诗社的决心。归来以后，他连夜给成都的诗友芦甸、蔡月牧、白堤写信，建议他们也应当像《诗垦地》一样 组织起来。成都的一批朋友们都很赞成，于是平原诗杜就在酝酿中诞生了，老诗人周天(周太玄)还被邀请担任了诗社的名誉杜长。

1942年春，杜谷进人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半工半读。第二年在诗人白堤的怂恿下，他回到成都，但无以谋生，便又经由芦甸的推荐去川西南蒲江教中学。不久芦甸、缪恒苏、阳云(覃锡之）、葛珍、李嘉陵等都到蒲江教书来了，于是在这一偏僻的小城里竟然就汇合起了平原诗社的主要骨干，他们彼此照应，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化圈”，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抗战宣传的思想启蒙，课余切磋诗艺，沉醉在艺术创作的自得当中，胡风陆续寄来的“七月诗丛”成了他们争相阅读的精神食粮。杜谷创作了表现山区农村生活感受的 《走向川南山地》、《野火的夜》、《炊烟》、《林中牧歌》、《收获期夜歌》等。可惜好景不长，1944年夏天学校撤换了校长，这一群思想自由的青年教师没有得到续任的聘书，只得各寻生路。杜谷回成都考入了四川大学文学院，在川大又与孙跃冬一起发起成立了 “文学笔会”，办起了三个颇有影响的壁报《旗》、《山水•阳光》、《野花与剑》。

    1945年犍为女中广招四方贤达，芦甸夫妇又约上杜谷前往应聘，在那里他成了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数月后有消息说，中共组织号召革命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去，于是他们兴奋异常，立即离开犍为，约上好几位朋友取道重庆出川。在成都停留的时候，杜谷写下了《初起的爱》，生动地表达了他当时的激动：“在我们的心上有什么花要开？ /呵/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今天我觉得这么欢欣/我像是海上一支初航的白帆/昨夜的梦里/充满了春讯、白鸟/透明的蓝雨 /和月光……”从抗战走向左翼革命，这大概又属于七月派的共识。

 

                              三

 

芦甸是平原诗社中的另一位重要作家，他是江西贵溪人，1920 年生，与杜谷同年。1938年，流亡到成都的杜谷患关节炎住进了存仁医院，与一位英姿勃勃的青年军官成了同室病友，没想到这位青年军官也爱好文学，杜谷带进医院的文学名著成了两人争相阅读的对象，他们一边读还一边讨论，相得甚欢。有一天，诗人白堤前来探视，谈到他们正在组织华西文艺社，于是杜谷推荐自己的病友一起参加了进去。这青年军官就是芦甸。

芦甸原名刘振声，芦甸是他家乡村庄的名字，后来被用作了笔名。他也是一位幼年丧父的苦孩子，从小与寡母相依为命，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因为家境贫寒，他很早就当了店员，失去了进入正规学校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抗战爆发后，他流亡到成都，进了国民党中央军校成都分校第十四期步兵科，决心投身抗战为国效力。 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军校里成绩优异，像立正， 稍息、正步、徐步、跑步、卧倒这一系列的军事操练都完成得十分标准，堪称楷模，怎知恰恰因为这样，他竟然被军校教育处长黄维相中了。毕业后，学校拒绝了他奔赴前线的要求，让他留校执教，担任一个学生中队的指导员。这些经历多少让我们想到了另外一位七月派作家阿垅，那也是一个当过店员，又学过军事的青年人。专制王国的腐败总是大量滋生在它的强权机构当中，而军权则是所有强权的最终保障，所以国民党军事机构的卑污擦亮过阿垅的眼睛，今天也同样让芦甸警醒。身不由己的芦甸开始了他消极的“抵抗”：不务正业、阳奉阴违，而主要的精力却转向了文学。

存仁医院的友情使得芦甸有机会通过杜谷与一批成都青年作家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华西文艺社成立后，芦甸跑前跑后，利用自己军职的方便为文艺社开展活动干了很多实事，特别是1940年 9月以后，由于其他几位骨千如蔡月牧、寒笳、杜谷等去外地求学了，整个社团的工作实际上就是由他一人独撑着，他竭尽全力，千方百计筹募经费把《华西文艺》办下去，虽然最终未能如愿，但他对 文学的痴爱却是有增无减。

芦甸以“波心”的笔名在成都的一些报刊上发表诗歌，一天《黄埔日报》副刊编辑何满子约他在少城公园的茶座里见面，希望他成为副刊的联络作者，提供稿件，这样芦细便把华西文艺社的骨干作了介绍，以后的副刊事实上就是他和何满子合编的。1942年平原诗社成立，芦甸又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最热心的参与者和最积极的组织策划人。

如此频繁的社会活动逐渐引起了军校政治部的注意，而芦甸自己也越来越厌倦军界的污秽和黑暗，终于，他辞职而去，经人介绍，在华西坝金陵大学教务处找到了一份工作。髙等院校良好的学术环境激发了他学习的欲望，工作之余，他经常跑到中文系去听课，陈中凡教授主讲的中国文学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正是在中文系的课堂上，他认识了方然，彼此一见如故，倾心交谈。方然刚刚从延安出来，那块神奇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着的一切深深地吸引了芦甸，自此埋下了他以后通往解放区的梦想，芦甸也介绍方然参加了平原诗社。

1943年，芦甸与成都华美女中的李嘉陵结婚，同年秋天两人一起到了杜谷任教的蒲江中学，芦甸任教务主任兼毕业班的语文教师。他的教学相当的别致，撇开学校的课本，按照金陵大学陈中凡教授的讲义大讲中国文学史，从“关关雎鸠”讲到“硕鼠”，从“青青河畔草”讲到“我所思念在雁门”……蒲江成了一拨平原诗人自得其乐的小天地。除了作诗，芦甸还时常引吭高歌，他用那嘹亮的男中音尽情高唱抗日歌曲。

1944年夏天，芦甸和杜谷等人一起被学校解聘，他们又回到 了成都，不久经人介绍，转到灌县空军幼年学校任教。1945年初，他们夫妇又约上杜谷，前往犍为女中任教。这所学校正缺少史地音乐教师，芦甸的夫人李嘉陵教音乐，他自己教历史，这一回他同样撇开了旧教材，参照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侃侃而谈，深受学生欢迎。他们还积极开展了课外活动，学校校庆期间，他们上演了田汉改编的多幕剧《复活》，芦甸饰主角涅克留道夫，马丝洛娃则由李嘉陵扮演，演出相当成功，一时间竟在这个边远县城造成了“轰动效应”。

1945年5月，传来了党组织号召革命青年奔赴中原解放区的消息。学期结束后，他们婉绝了女中校长的一再挽留，忍痛抛下年迈的老母和还在蹒跚学步的女儿，取道重庆去了中原。在重庆停留的日子里，他们夫妇才第一次在张家花园见到了胡风，虽然芦甸从来没有在《七月》上发表过诗作，刚刚在桂林编就的“七月诗丛”也没有他的集子，但胡风还是异常热情地接待了他，谈话也是无拘无束的，就像是两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芦甸呢，虽然不是《七月》的作者，但对《七月》、对胡风一向都是十分敬仰的，七月派的许多骨干作家也都是他的知心朋友，对于七月派的艺术趋向更是降心相从的，所以也倍感兴奋其实，他早就走进七月派的精神天地了。

在朋友们的印象中，芦甸是一位情感丰富的人，何满子曾用一个四川方言对芦甸的“激动”作了十分生动的描写——脸红筋胀：“说脸红筋胀绝非虚语，芦甸一激动，就面颊绯红，下颌的筋也明显地鼓出，他是一个心理学上属于多血质型的人。”[ii]鲁藜也回忆说：“他的性格粗旷、豪爽、热情，踉他一握手，你就会感到他胸中的热血在燃烧。” [iii]但有趣的是，就是有着这样一个性格的芦甸，在他艺术追求的初期却和杜谷一样，对何其芳的《画梦录》颇有好感，他欣赏那里面的温柔和迷离，甚至还曾因此与朋友发生过激烈的争论。[iv]今天我们能够读到的芦甸早期诗作不多，所以也很难凭空对这一现象提出什么“妄断”。不过，这种内在性格和外在需要的反差有时也正是作家多重人格的“互补”，比如在他1943年写于成都的《沉默的竖琴》里，诗人以“过客”自命的通脱就体现了他性格的粗犷和豪爽，但整个诗章却一再流淌着那绵绵的深情和温柔的眷顾：

我懂得

 

        你为什么起得这样早，

    为什么在我的小窗下

    低唱着凄婉的歌；

    为什么把你的小弟弟

    逗进我室内？

    为什么

    凝望着远远的天……

    

     芦甸并非《七月》的核心作者，严格说来，可能也不是七月诗派的骨干，但胡风和七月派式的文学却是他莫大的精神家园，他进入解放区后一度与大部队分散，是胡风的多方努力、联络才让他重返晋冀鲁豫边区。在边区，在文研室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芦甸热情地给大家介绍国统区的文艺运动状况，特别还讲述了胡风主编杂志和文丛，扶持青年作者的感人故事。芦甸早年存诗不多，其创作渐显成熟还是到了1949年之后，在这样的诗句中所体现得正是七月诗派的“坚毅”：

 

       在风暴的袭击下,

       我是波涛上飞射的水柱,

       我是激流中翻腾的浪花,

       我,永不屈服,

                ——《大海中的一滴水》

  

    而下面的诗句不仅在精神气质，就是主客互渗的意象方式也无不体现着胡风式的“主观战斗精神”：

      

      我活得象裸树了。

      我底根深深地盘结在泥土的下面,

      在树林之中,我挺拔地屹立着,

      ……

 

      但一些被虫蛀空了的树,

      却曾趁我还不很茁壮的时候,

      用干枯了的枝枉

      重重地击伤过我底头颅。

 

      这一次,他们又扑打过来了,

      简直是用腐朽的全身向我扑打过来,

      我不能忍受了,

      我也弹起我底全身去反拨,

      于是,我听见我身边也有轰然倒地的声音……

                 ——《我活得象棵树了》

 

芦甸是从个人精神而非流派组织的层面自然认同七月派诗歌精神的一位，当然，即便是这种“非组织”的精神认同，依然会在特定的政治运动中当作“参加组织”的证据，“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芦甸被定性为“骨干成员”。

 

                            四

 

芦甸将一位重要成员介绍参加了平原诗社，后来这位成员个人的文学活动也成为了七月诗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就是方然。在参加平原诗社之前，方然就已经在 《七月》上发表作品了。

而方然的文学生涯却是从远离大后方的延安开始的，这就是七月派文学的辐射力的又一种证明。

方然原名朱声，1919年8月生，安徽怀宁人。1938年夏天，19岁的方然髙中毕业，在学校军训教官周力行的帮助下，投奔延安，就读于陕北公学。从这个时候起，方然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1939年8月出版的《七月》4集2期上发表了他寄自陕北的通讯《开荒》。1940年，边区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给养十分困难， 为了渡过难关，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同时有计划地动员一部分人暂时离开延安，或开赴前线，或去国统区。这样方然便从延安到了成都，考取了金陵大学中文系，与谢韬是同窗好友。正在金陵大学教务处工作的芦甸经常来中文系听课，这样他们就熟悉了起来。不久，芦甸介绍方然参加了平原诗社，他勤奋而才华横溢，很快就成了成都这一青年作家群的中坚。据冀汸回忆说，当时曾卓去了一趟成都，回到重庆后向朋友宣称，《平原》诗人的领袖人物就是方然，什么事情都要找他商量，由他决定。[v]

这一时期方然为我们留下了他最重要的诗歌作品。他经常给重庆的《七月》、桂林的《诗创作》投稿，有创作也有翻译。 1940年3 月出版的《七月》5集2期上发表了他的《邓正死了》，1942年12月出版的《诗创作》17期上发表了他的《报信者》，另一首作品《回去，回到黄河》也是寄给< 七月》的，在胡风南下香港后，诗稿经路翎之手转给了筹备中的《诗垦地》，后来这首诗便在《诗垦地》的创刊号发表了出来，这几首诗歌一般被认为是方然诗歌的代表作。

从总体上看，方然诗歌主要是对延安、对抗战前线的情感抒写。《邓正死了》中的邓正是一个普通的山东籍士兵，倒在了抗日战场上，他的牺牲是如此的简单和忽然：当他正在为部队担任警戒的时候，一个接受盘查的敌特分子冷不防开枪了，“一颗子弹穿了他的胸膛，”这突如其来的牺牲甚至还没有让我们看清他的英姿， 感受他作为抗日英雄的豪壮，但正因为如此，他的牺牲才会于朴素中令人从内心深处生起一种幽幽的悲伤来——这似乎更像是对自己亲人的真挚的情感，也像是战争年代生命脆弱、瞬息生死的生动揭示。《报信者》描述了一位骑马奔驰在前线的通讯员的感受，跨 下骏马飞驰，身旁狂风呼啸，他不断地穿破黑夜，奔过太阳升起的山顶，告别了老村长、姑娘和孩子们的一张张满怀期待的面孔，当天夜里的对敌军事行动需要他以最快的速度传达下去。这两首诗都包含了不同程度的真实人物或具体的事件，颇有些叙事诗的特点，不过，它们又都不是以刻画人物或讲述事件为最终目的的，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情感，或者说，借助一定的故事因素，引出一个独特的抒情角度，这才是方然的用意。在《邓正死了》一诗中，将近一 半的篇幅是透过邓正亡魂的“主观视角”来抒发他耿耿难眠的民族义愤。在《报信者>—诗中，所有的画面和意象都来自于这位报信者的感受，这些貌似客观的呈现都裹挟着诗人自己的喜怒哀乐，例如“我只听到黑夜/呼啸着奔腾过去了，/我仿佛觉着黑夜/在燃烧 着无边的火哟！”“我打上第一鞭，/四处白杨与凝视着我的黑夜，/ 都战抖了。/飞奔吧，我底命运！ ”诗歌《回去，回到黄河》则表达了诗人对延安、对抗战前线的深切的怀念我仿佛见到/你跃进那无边/青纱帐里的/战斗的背影。”这大后方呢，却是“石头会长青苔，钢铁也会锈坏！”

金陵大学毕业后，方然在荫棠中学教国文，与正在成都的阿垅、绿原、谢韬、倪子明等过从甚密，他们不时聚集在一起谈文论艺。方然对当时正在进行的“主观论”的讨论十分关注，他赞同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倡导，认为，这是对当时泛滥的“客观主义”、“机械论”、“公式化”等创作倾向的救正，也就是“要求作者置身于实践斗争的行列，从实践斗争中汲取精神力量，革除知识分子自身 的诸多旧习，创作出有血有肉的感人的有战斗力的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而已，岂有它哉。”[vi]至于有人将之攻讦为“主观唯心主义”，方然很是愤慨，认为是“极大的歪曲”。

 1946年，方然经与谢韬、倪子明商议，创办了一个综合性的文艺杂志《呼吸》，创刊号于这年的11月问世，方然任主编。《呼吸》 发刊词提出：“呼吸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是人民生存的第一权 利”，而呼吸就“必须有自由的空气，必须有新鲜的空气”。在国民党 的专制下要求自由的呼吸，这种文艺精神无疑是与《七月》、《希望》 一脉相承的，当时胡风回重庆创办的《希望》影岣甚大，而方然的名字又经常出现在《希望》上，于是就有人把《呼吸》称为是“《希望》的成都版”。只是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中，一份公开要求自由的刊物实在是举步维艰的，《呼吸》仅仅出版了 3期就夭折了。

1947年2月方然离开成都到了重庆，任教于江北惠通中学， 谢韬此时是《新华日报》记者，这样他便同报社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南京“五二〇”惨案之后，他以老师的身份组织学生参加了“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斗争，并在《重庆晚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抨击时政，3月15日后，《新华日报》被査封，国民党特务从报社没有来得及销毁的文稿中发现了方然给张友渔的信，其中还附有他的入党申请。两个月后，方然被捕入狱。所幸在亲戚的多方帮助下，最终获救。

出狱后，方然到了南京，与阿垅、路翎、冀彷、欧阳庄等时有往来。他很希望到解放区去，为此特地前往上海，请胡风帮忙，胡风把他介绍给了冯雪峰，冯雪峰认为现在去解放区困难太大，不如先找个社会职业维持生活再说，方然接受了这个建议，不久即在亲戚朋友的协助下，负责在杭州安徽会馆筹办安徽中学，为了政治上的安全，他决定学校内部的教职员工都由亲友充任，这样冀汸受聘了，胡风介绍的吴勃（白危）、朱谷怀、罗泽浦(罗洛)也受聘了。事实上，安徽中学不仅是一块没有 “三青团”组织的净土，而且还成为游击区的重要联络点。冀汸回忆说“我们便像接待老友来访或亲戚串门一样地接待进出游击区的过路人。”“也常用学校的名义在市上为游击区购买纸张、油印机、药品和无线电器材。”为了加强联系，方然甚至还亲自到过四明山的游击认根据地。®[vii]

就是从40年代后半期起，方然的政治反抗和政治批判情绪日渐强烈，他所主编的《呼吸》上的文章便时有义愤之辞，有时甚至是 怒不可遏！我们知道，胡风的为人、办刊和作文都一向以耿介倔强 乃至偏激而闻名，但当胡风读了 3期《呼吸》后，也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有的文章没有注意分寸，用了些过于偏激的词句……”[viii]可想而知，主编方然所能接受的“偏激”度比胡风还要大！其实，什么是偏激，什么是公允，这本身并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标准，当真理 遭到了巨大扭曲、谬误倒堂而皇之地扮演着时代主角的时候，对真 理的执著追求可能倒给人以“偏激”的印象了！事实证明，胡风的偏激是有价值的，而方然的偏激也是可以理解的。

方然的“偏激”也体现在他的作品里。1945年《希望》创刊后， 他在上面连续发表了多篇杂文和评论，内容多是对当代政治和社会文明的揭露和批判，用语尖锐、泼辣，经常是直戳时弊，当然也就不那么讨人“欢喜”了。例如发表在《希望》2集2期上的杂文《太平景象》就是对一位大学院长“民主”宣言的辛辣的讽刺。据说这位院长宣布说：“校长，代表政府，是可谈民主的，教授是校长聘来 的，稍微可以谈谈民主，至于你们(学生)就根本不够资格谈民主！”方然从三个方面替这段“宣言”找了“理由”，其一，“中国是礼义之邦”，“礼不下庶人”，“如果泥脚汉也闯人太庙，也穿起‘礼服’，这岂不是弄成笑话了！ ”其二，学生什么资格也没有，只谈得上“民 ”，根本够不上“主”。其三，发表这篇宣言，原本不过只是说出来讨好卖乖而已，不可当真。这里，方然不仅仅是揭露了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反民主实质，而是活脱脱地勾勒出了统治者卑鄙猥劣的灵魂，这种戳击是痛快淋漓的，但也是“目无尊上”的！方然的这些杂文和评 论是他在40年代后半期在文学上所取得的主要成就。

 

以上三位作家，都结缘于抗战时期的平原诗社，又因为彼此的互动而在精神上接近了七月诗派，当然各自的方式并不相同。有的是从创作活动、思想追求乃至文学组织活动（办刊）都与七月派同仁有更多的融合，如方然；有的获得了七月诗派文学刊物的认可和支持，但依然保留着自己的艺术个性，如杜谷；有的则并没有真正参加当时的《七月》、《希望》创作队伍，但却在自己的情感方向上予以基本的认同，并在后来的逐渐成熟中体现着七月文学的精神。这都说明，发生在中国抗战时代的七月文学与其说是某种小团体策划、组织的结果，不如说是一个时代具有普遍影响力和感召力的精神追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那些原本各有来源却终有汇聚的七月派的形成和不断丰富壮大的历史事实，也只有这样的历史认识，才鼓励我们应该进一步发掘和打捞那些淹没于战火硝烟中的抗战文学，与文学史的主流叙述比较，它们可能更为边缘，但是却是中国文学在战争年代的另外一种丰富，并以自己坚韧的文字拱卫着抗战文学的精神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