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标志了全面抗战的开始。战争改变了一切。战争使得山河破碎，抗战的硝烟将千万人民带进了饥饿和死亡的灾难中，抗战的烈火也锻炼了人民，使得他们坚强、勇敢，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家门，走向了前线。战争的爆发，原先崇尚精神和自我独立的文学工作者是变化最大的。中国近现代新文学发生以来，经历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演变发展，作家队伍既有鲁迅、郭沫若、茅盾著名作家引领文坛前行，又有巴金、老舍、曹禺、丁玲、沈从文等一大批知名作家活跃创作界。最初他们本着相近文学趣味或观念趋同聚合成群，从“新青年”同仁办刊、新潮社校园结社、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新月社（诗派）等一大批纯文学社团流派应运而生，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革命团体的诞生、新感觉派、京派等松散流派活动。新文学以起伏纷呈的作家群体呈现了20世纪最初十余年间的多姿多彩和前行步履。但是，这一新文学的发展路向与其实际影响力、新文学的社会认同度是有较大差距的。抗战文艺史家田仲济先生，后来谈到抗战之前的文学时明确指出：“新文学的读者就只有极少数的进步思想的中学生，不多的，上海一类的大城市的一些店员和工人。这就是新文学革命二十年了，还未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的情况。”[i]一直到抗战文学“在中国民族的喋血苦战之中生长，紧紧地伴随着为苦痛而挣扎的民族，‘以血泪为文章，为正义而呐喊’；……它为着神圣的祖国，争取前途的光明！它号召着战斗，它报告着到来的希望。像一道光华的长虹，划破了世纪的暗空，像一群勇敢的海燕，冲击着时代的阴霾。”[ii]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在武汉宣告成立，文艺界有了一个完全不同以往文学的组织，抗战文艺有了自己的一面旗帜，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观，进入了一个深入发展的重要转折期。但是，我们的文学史由于种种原因对“文协”的书写和价值意义的评述，往往多限于抗战文学思潮单一化倾向的描述，抗战文学服务战争的中心意识，抗战宣传受到政治导向的左右，文学史的叙述还有较多的片面性，甚至一些抗战文艺的客观史实清理和还原也尚未到位。比如，战争爆发以后，一支支迅速集结活跃在前线的一大批与抗战将士同呼吸共患难的作家战地团体组织，当时就被称为“笔部队”[iii]、“笔游击队”[iv]的作家群体，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其研究者关注较少。他们究竟如何奠定和充实了抗战文学，如何续写了五四文学、左翼文学的新篇章，今天需要用心触摸历史的细节，还原丰富而复杂的历史真实。这不只是为寻踪抗战文学的完整踪迹，也是对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反思。

一 “笔部队”的缘起及抗战文学的素描

五四以来浓笔重彩的抗战文学，无可置疑是民族危亡的大时代激变而至。这一巨大的时局变化，对于五四“人的文学”和20世纪30年代“革命文学”的改写，不只是文学增加了战争内容的书写，而是“抗战中的激烈的社会变动改变了（至少也动摇了）每个作者自己的生活，任何一个作者都不能不被卷入抗战的旋涡（或至少是被大大地影响）,这也是文艺不能不向着新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v]于是，全国抗战文艺界中心组织“文协”及时向作家发出了号召。“漫天轰炸，遍地烽烟，焦毁的城市，血染的山河，在日本强盗帝国主义的横暴侵略中，中华民国正燃起了争取生存与解放的神圣炮火。---我们感到文艺抗战工作的重大，散处四方的文艺工作者有集中团结，共同参加民族解放伟业的必要。----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象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民族的命运，也就是文艺的命运，使我们的文艺战士能发挥最大的力量”[vi]。

为此，抗战文学中一支支“笔部队”、“笔游击”作家群体应运而生。1937年8月初，在延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中共中央率先酝酿成立了以文艺工作者为主体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以下简称“西战团”）。其主旨就是要求文化文艺工作者和作家们，“到前线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vii]同时也是为了“将随时报告战地的状况，使得全国远处后方的民众，都随刻与前线紧紧的联络着，使得全世界同情中国的人士，得慰他们的关怀”。[viii]8月中旬，中央宣传部正式宣布“西战团”成立，第一阶段由著名女作家丁玲任主任，“左联”作家吴奚如任副主任。除负责人丁玲、吴奚如外，团员大都来自抗日军政大学二期学员和延安的文化工作者，如王玉清、余建亭、高敏夫、徐光霄、陈克寒、陈正清、陈明、李劫夫、吴坚、高玉林、朱焰、李唯、张可等，最早的女团员有王桂芳、苏力、李君裁、金明、夏革非、朱慧等三十多位团员。“西战团”队伍在山西前线的宣传进程中不断壮大。曾经参与这支“笔部队”的团员陈明作家说：这“是党领导的一个部队建制作文艺宣传的组织”，[ix]其完整的名称为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第二阶段的“西战团”1938年11月由延安鲁艺文工团副团长周巍峙带队奔赴晋察冀敌后战场，同部下设宣传股、总五股和编导指导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宣传侧重话剧、音乐、美术等文艺内容。

“抗战文艺工作团”（以下简称“工作团”）是1938年5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救亡协会，与X路军政治部的合力之下组建的又一支“笔部队”，先后分派多个小组，每组3至5人深入战区工作，参与作家有吴伯箫、卞之琳、野蕻、雷加、汪洋、周而复等人。同时，以“工作团”为主干出版了《文艺突击》小型刊物，刘白羽为主编，创刊号上有毛泽东的亲笔题写刊名。工作团还配合地方报纸创办《燎原》副刊等。“工作团”的团长作家刘白羽说：“我们抗战文艺工作团就是为了团结文艺工作者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而组织的。”其主要工作，就是“在所在各地推动文艺组织文艺团体之建立，注意到文艺干部的培养和提倡。”[x]更重要的是进行“文艺界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需要有系统地组织起各种前线的工作团体，适当地分配各地民众中的文艺工作人。”[xi]抗战伊始，敌后战场的延安党中央就迅速地组建作家队伍奔赴前线，“西战团”和“工作团”形成了作家群体在战时延安敌后民主根据地文艺活动的最为重要的有生力量。

与此同时，抗战的正面战场作家活动更为壮观。1937年8月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形成了共同抗日的情势。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开始组建政治部负责政治工作。政治部负责人由多党组成，部长陈诚（国民党），副部长周恩来（共产党）、黄琪翔（第三党派）。并且由政治部1938年4月1日在武汉成立了第三厅，主管宣传工作。由郭沫若任厅长，胡愈之、田汉、冯乃超、徐悲鸿等作家为下设的处长、科长。第三厅在中共长江局和周恩来亲自领导下，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其最成功最有效地的重要工作就是促使全国文化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文协”的诞生，为广泛动员全国文艺工作者服务抗战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文协”这个组织不像五四新文学开端的同仁团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也不同于独尊某种文学观念的创作流派新月诗派、新感觉派等，甚至区别于30年代党领导下的“左联”。“文协”最大限度聚合了全国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参与抗战，该团体核心组织工作为总务部，实际当家人是负责总务部的作家老舍。面对抗战现实“当时的战地最感迫切需要的是两种东西，一种是伤病缺乏医药，另一种上精神缺乏粮食。”[xii]于是响应政治部第三厅战地文化服务的号召，“文协”成立后由老舍,胡风,王平 陵,姚蓬子参加了在武汉三镇组织的“全国慰劳总会”（以下简称“慰劳团”），前往南北两路到抗战前线的各战区慰问浴血奋战的将士。1939年 7月南北“慰劳团”的“笔部队”集结启程,其中老舍 、胡风参加北路慰劳,主要工作地大西北地区;姚蓬子、王平陵参加南路慰劳,主要工作地东南地区。他们“先到西安，而后绕过潼关，到洛阳。由洛阳到襄樊老河口，而后出武关再到西安。有西安奔兰州，有兰州到榆林，而后到青海，兴集，绥远，宁夏，一共走了五个月，两万多里。”[xiii]如果说“慰劳团”还主要是劳军，适应战时文化服务的宣传鼓动的需要，那么“文协”旋即筹建的“作家战地访问团”，（以下简称“访问团”）应该是抗战文学中“笔部队”影响最大的团体组织了。

组建“访问团”是1939年4月在“文协”第一届年会上就提出，得到文艺作家的广泛响应。年会推举刚刚回国来重庆、在负责“文协”国际宣传委员会工作的作家王礼锡筹备组团，5月“访问团”便成立，6月出发了。王礼锡为团长，宋之的为副团长,团员葛一虹、杨骚、袁勃、杨朔、白朗、罗烽、李辉英、叶以群、方殷等13人组成。“访问团”从重庆出发，长途跋涉，途径四川、陕西、河南、山西、湖北等省，历时半载，深入前线重点访问了中条山、太行山两大战区。“因为是相持在非常艰苦的时候，因为是前后方兵民全需要有更大的了解和更大的进步的时候，我们的作家访问团出发了。她不但沟通着、组织着前后方的意志，并且更在理解着、反映着这一阶段的真实形象。”[xiv] “访问团”所到之处“给予了前方军民以异常的兴奋与鼓励”，“使得战地的文化工作更有了辉煌的发展”。[xv]

抗战文学中作家活动的“笔部队”，除了“西战团”、“工作团”、“访问团”及“全国慰劳总会”等较大团体外，实际上不论在前线还是敌后，在全国武汉、重庆、西安、延安等地，都出现了各种形式和类型的大大小小的文艺作家团体众多，诸如1938年4月在武汉的政治部第三厅与“文协”就“集中了很多进步文化工作者，曾选择战地工作较久的戏剧艺术人才编为10个抗敌演剧队和5个抗敌宣传队，队员都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然后分发到各战区。”[xvi]深入前线和后方进行抗日宣传。1939年3月在延安的“鲁艺文艺工作团”赴晋东南工作近一年之久；还有类似的延安抗大文艺工作团、鲁迅实验剧团、抗战剧团、烽火剧团等民众文艺团体组织也有多种。正是这些蔚为壮观地活动着的“笔部队”，开创了五四以来作家群体活动的新局面，也使得抗战文学有了鲜活流动的精神气脉。

二  “笔部队”的行进与现代作家的重生

在抗战刚刚结束，蓝海先生是这样概括抗战文艺特征的：一是“英雄时代之再生”，一是“前线主义”，并且冷静地分析其何为：一方面“时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文艺上也应是一个英雄的时代！”，另一方面因抗战爆发，“目前所有的东西都成为次要的问题，只有前线决定一切。于是喊出了‘文学无用论’号召文艺工作者放下笔杆，到前方去为祖国效力。这‘前线主义’，在当时起了极大的影响，许多人信服了它的指导，于享受着昂扬的战时生活中，估计自己怎样投入狂热的战争的洪流，期以直接行动在战地上表现出自己的爱国热情”。[xvii]上述抗战文学中的“笔部队”正是适应了服务全面抗战的时代要求。他们是抗战文艺的形象代言者，更是真实记录抗战文艺的报告执行者。“笔部队”作家群体以军事化的高度统一，自觉肩负文学的历史使命，义无反顾向前线将士向乡村走去，他们用通俗明了的各种文学形式鼓动民众抗战，激发士兵斗志，抗战文学迅速而广泛地向前推进。“笔部队”足迹遍及全国大小战地和东西南北的乡村，抗战的烽火锤炼了现代作家坚韧顽强的革命精神和意志。

“西战团”在出征前，作家们进行了认真的思想和创作准备，接受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到前线去，到民众中去，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同时，积极创作和排练节目，如独幕剧、街头剧就有丁玲的《重逢》、张天虚的《王老爷》，集体创作的《保卫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等；曲艺有大鼓说书；快板；双簧、相声、地方小调等多种文艺形式。“西战团”的作家们既是团员又是演员，甚至丁玲、吴奚如正副主任都扮演了戏剧中的角色。1937年8月15日延安各界举行欢送“西战团”奔赴前线晚会，毛泽东到场致辞，“作家战地服务团是一件大工作，因为打日本，在国内在世界上都是一件大事，我们数年来要求举国团结一致抗日，在今天可说已经开始实现了。”[xviii]会上丁玲代表“西战团”致答谢词，“作家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虽然小，但是她好像小何流水一样慢慢地流入大河，聚汇着若干河的水，变成一个洪流，把日寇完全覆灭在我们的洪水中。”[xix]显然，欢送会成了延安各界抗战文艺的动员会、誓师大会，文艺与军事斗争、与时代现实从没有像现在一样紧密地结合起来。“西战团”以延安为中心，前后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7年9月出发，赴山西、陕西战区活动近一年之久，第二阶段从1938年11月再赴晋察冀抗日前线，至1944年5月返回延安。他们的任务主要是以戏剧、音乐、演讲、诗歌朗诵、标语口号、漫画等多样的文艺方式，向前线战士及群众做大规模的抗日宣传。丁玲率领的“西战团”编印《西北文艺》、编选“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9种,包括剧本、歌曲、通讯等，由西安生活书店出版。如“丛书”一种的丁玲随团工作速写集《一年》以“出发前后”、“在山西之点滴”、“西安杂写”、“河内一郎代后记”四个部分二十多篇随笔通讯真实地记录了一年来的生活，迅疾地存留了这段历史许多宝贵史料。而周巍峙带队的“西战团”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时间达五年之久， 文艺活动形式以诗歌、戏剧见长，田间等作家的街头诗、传单诗；凌子凤负责编导的活报剧《人间地狱》、《侵略者的末日》等有很大的影响；这期间他们还编印了《诗建设》、《歌创造》、《战地》等刊物和小型文艺读物。“西战团”的抗战文艺的群体活动特点是，作家艺术家深入抗战敌后根据地与广大的民众相结合，在乡村了解农民生活，在部队与战士交朋友，共同经历和体验了抗战残酷的斗争生活。他们吸收生活素材创作了大量反映当时斗争的作品，尤其深受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大众化的文艺形式，既达到了宣传党的政策，又使得文艺工作者在实际的斗争中获得了精神炼狱。

“工作团”这支“笔部队”的组建，虽然与“西战团”一样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党领导下的作家文艺家组织，但是因为注重文艺工作的圣神使命，文学文艺家的精神重铸。团长刘白羽说：率领作家到战地去，其宗旨是“我们每个作为民族自卫战争的斗士的文艺工作者们的问题和任务，是什么？是我们如何深刻的去把握这动的时代的重心，而开展我们文艺工作者所应该做的，蒐成材料，体验生活！”更是要求作家在民族伟大战争中，要写“血渗透的真实”，而不是“虚构”的作品，要努力克服“同战地上生活不能调和”的“自由主义作风”。由此，“工作团”半年的时间里遍及鲁西北晋鲁豫边区，穿行于陇海线，许多时候是在敌我交错的大片战区里，行进中，将取于生活创作的各种作品，编印成《文艺突击》小型刊物，作为“供给前方文化食粮”，沿途送发。除此之外，“工作团”对部队、地方文艺工作的推进和指导成绩显著。他们在晋察冀地区成立文化协会，在河北中部组织了以一个燎原文艺社,“聚集着很多一只手拿笔一只手拿枪，文艺突击员，也是战斗突击员”[xx]后在当地的报纸上出版了“燎原”副刊。还有在山西长治，举行了5次文艺座谈会，组织了“XX军文艺习作会”，“太行青年抗战文艺学会”等多项活动。同时，作家卞之琳、安路等人在途中、街头一边随时即兴 “诗歌朗诵”，一边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卞之琳写三万五千字的《日本马和鹦鹉》等速写报告，白晓光有一万六字的两个短篇小说，吴伯箫写了九篇散文，等等。“工作团”被前线战士称为活动在冀鲁豫地区的“第一批文化工作者”，“文艺突击队员”。

由作家王礼锡带队的“访问团”是国民革命政府政治部第三厅下设“文协”组织作家奔赴抗战的正面战场。虽然重庆“访问团”晚于延安的两个团成立的时间，但她是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旗帜下，直接接受政府的资助，具体践行“文协”“文章下乡，文章入伍” [xxi]之号召的作家团体。他们代表政府抗战文化宣传，也可说是政府派出的第一支“笔部队”。周恩来，郭沫若、邵力子、老舍等各界人士隆重举行出发仪式，影响巨大。“访问团”成绩斐然，在抗战文艺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访问团”才出发“三个月的历程中，先后建立了七、八个文艺小组和文艺的通信站。”[xxii]半年多的时间，完成“集体日记”：《川陕道上》、《陕西行记》、《在洛阳》、《王礼锡先生的病和死》多种，完整实录了“访问团”工作行程和前方军民的战斗生活。这些“日记”随后就以“笔游击”总题，在《抗战文艺》上迅速连载刊出。另，还有作家个人的日记，如王礼锡的《记‘作家战地访问团’》和白朗的《我们十四个》。他们的一些随笔散文等作品也发表于山西战区《阵中日报》的“军人魂”和“士兵周刊”等副刊上，使得更多的人及时了解到抗战前线的见闻，以及这支文艺军队的工作实绩。“访问团”作家随团创作和后来整理的文艺作品就有：白朗的中篇小说《老夫妻》、宋之的的报告文学《凯歌》、葛一虹的戏剧《红缨枪》、以群的报告文学集《生长在战斗中》、李辉英的短篇小说《夜袭》、杨骚的《独幕剧集》、陈晓南的《战地写生画集》、方殷的《长诗》等多种。他们丰富了抗战文艺的历史画卷。这期间，作家团长王礼锡因辛苦过度、积劳病逝于洛阳，死于“访问团”赴豫、晋、中条山前线的途中。在当时成为“访问团”、抗战文艺界引起很大震惊的重大事件。团员作家白朗在“日记”中写道：“他的死给予我们的是莫大的哀悼和刺激，同时也感到了死的恐怖”。[xxiii]但王礼锡是“为着在抗战中从事笔战士的工作”，“为工作贡献生命，以生命贡献抗战”。[xxiv]他“在全国文化工作抗战的阵营中，留下一个沉痛的纪念，给我们未来的工作前途一种悲壮的鼓励。”当时举国上下的王礼锡悼念活动，重塑了一个积极热忱战斗，献身抗战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一个现代作家面对民族危难的大义大忠的精神形象。作家王礼锡的逝世，国共两党最高长官均发来唁电，全国各报均登载新闻及纪念文字，新华日报1939年10月8日出了纪念特刊。在重庆、成都、桂林等市都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备极哀荣。

最后，还需要提到一支“笔部队”，即作家姚雪垠后来回忆：“在39年春天，为响应总会‘到战地去’这个号召，我同克家、孙陵，另外两三个青年同志，从襄樊到随枣前线。”他们深入偏僻的皖北第五战区，自称为“大别山中的文艺孤军”。[xxv]但不长的时间里，他们开辟了抗战文艺一片新天地，建立了“文协鄂北分会”，将《中原副刊》改办了《中原文化》的文艺刊物。姚雪垠战地采集了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的素材，并完成了小说《戎马恋》，以及随笔报告集《春前线》、《四月交响曲》等；臧克家创作了散文集《随枣行》、孙陵的散文报告《突围记》、田涛的报告文学《战地剪集》、《大别山荒僻的一角》等作品。这支“笔部队”大都为30年代走上文坛的文艺青年，他们满腔热忱地献身于抗战文学，其“笔部队”活动于抗战鄂豫皖战场及独特的创作与“访问团”作家群体的努力相得益彰，共同书写着抗战文艺的壮丽诗篇。

三 “笔部队”的结构与抗战文学的取向

抗战文学中的“笔部队”，这一独特的文艺军队准确的说，他们只是抗战文学的一角，集中活动的时间为抗战的初、中期阶段。文学史家刘心皇说：“从1938年到1940年，是抗战文艺运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抗战文艺的较前更深入，从量的普遍已到达质的提高，使它更具体的发挥着战斗的力量”。[xxvi]自然，抗战以来国共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国文艺工作的迅速调整，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和民众敌后根据地同声相应呼吁宣传抗战，“文协”迅速建设各地的分会，广泛凝聚了全国各界作家文艺工作者，这是抗战文艺巨大“质变”的重要原因。但是，应该说完成这一重大转变的真正推手，很短的时间内从南到北，从前方到敌后，从政府到民间，迅疾反应组建的一支支“笔部队”功不可没。他们是促成抗战文艺“质变”最为鲜活的机体细胞和重要生命因素。他们不单纯是抗战宣传队。这是以一大批来自五四新文学、左翼革命文学和爱国文艺工作者为主体的作家群体，却面对一种完全不同以往的生活内容和生存状态，经历了逼近战争的血与火、生与死洗礼，“笔部队”的积极成效，与其说是文学直接深入了军队和乡村，倒不如说是文学本身得到新的力量，并且产生了新的群体气象。

首先，“笔部队”的组织机体改变了现代作家群体结构和新型的人际关系。可以发现表面上，受命于政府、党派的文化文艺宣传部门的集体行为、统一行动。但是，他们毕竟是作家群体的组织，分别以丁玲、老舍、王礼锡、刘白羽著名作家带队的这些团体领军人物，虽然不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同仁团体自然形成的文学兴趣风格之趋同，但是他们身上自觉的时代使命和强烈的文学激情，构筑了文学家艺术家精神信念的一致性。“访问团”团长王礼锡抗战爆发后从英国回国，不图名利，不想做官，主动请缨奔赴战地，“我决心，一回来就到反日的最前线去——即敌人的后方，去观察，去受难，去斗争。-----来和一切中国人，——受过直接抗战洗礼的中国人立于同等的地位来工作”[xxvii]。为此，作家王礼锡劳累过度病逝于抗战前线之壮举，产生了极大的感召力。这不仅凝聚了“访问团”全体同仁的抗战精神，而且更加激发了全国作家积极投身抗战的勇气。这支“笔部队”团长与团员之间关系融洽，“西战团”队员作家陈明后来回忆道：“两位主任（指：丁玲、吴奚如）都是左联时期的著名作家，从来没有粉墨登场过。他们在团内主要做领导工作，政治工作，为了赶任务，抽暇也写点东西，工作需要什么，他们便写什么，听从集体分配。我们过的是军事生活，他们也不例外，没有特殊。”排演话剧他们也担任角色，与团员同台表演，“这在当时对全体团员是很大的鼓舞。”[xxviii]各支战地“笔部队”虽然多为军事化的组织编制，但是这一新形势下的作家群体聚合，一扫过往“文人无行”、“文人相轻”的讥讽，甚至五四以来作家间常有的文学观争论、党派分歧也得到了最大消减。借助老舍介绍“文协”组织的话，“‘文协’中亦无派别，只是写家，不论新旧，有写作成就的都可以入会。这在抗战之前亦是不可解的事，那时候因为政治的不同，文化的观点的不同，文人不能够团结。现在，‘文协’能够集合了这么多写家，实在是抗战以来相当伟大的成就。”[xxix]臧克家用诗的语言描述作家在“笔部队”中的抗战热情和信念，尽管“警报把人散乱了一坡”，但是“那时候，大家的心情又年青，有活泼，象江里的水。眼前有一个希望在闪耀着金色的光”。[xxx]“笔部队”是一个团结战斗的群体，每个作家在此获得了新生和精神的炼狱。作家白朗走进“访问团”一方面“挣脱了家庭的束缚和孩子的羁绊”，一方面又“最难割断的是‘母子之情’”虽然充满着矛盾心情，但“到前方去”又是她的“迫切的期待”，奔赴前线后亲眼目睹“前方浴血杀敌的勇士，战地里帮助抗战的淳朴可爱的老百姓，都是使我不愿离开的”[xxxi]。她的随团日记《我们十四个》真实地还原了这段战地生活。抗战的旗帜，民族救亡的使命，最大限度地将现代作家有了统一的精神向度，到前线去，浴血奋战的将士的需要就是他们前行的目标。抗战中“笔部队”肩负着抗战文艺建设的主力军，也是中国抗战力量的重要一翼。“访问团”到达卫立煌战区时，受到卫将军称颂:“卫国抗战是军人的天职 ,诸位十四杆笔可抵一百四十万兵,你们来到这里,给我们增添了一层最雄厚的力量,这块土地上还有什么可担忧?”这是对作家深入前线的最大肯定，对抗战文学巨大能量的高度评价。可以说，五四以来新文学还没有一个文学团体和流派能够达到如此大的影响力。一个有着质的飞跃之抗战文学，是最先从“笔部队”作家群体中露出端倪的。

其次，“笔部队”的创作实绩创造了大众的多元的新文学价值取向。“笔部队”作为战时一种特殊的作家组织，对新文学作家创作内容和方式的调整最为明显。战地作家群体以“笔”为武器，抗战宣传，政治鼓动，服务战时文化工作需要，作家多有写家的“急就章”，这是“笔部队”的性质和时代要求使然。因为前线士兵需要文艺生活，需要通俗文艺的读物和杂志书报。刘白羽在谈到为什么组织“工作团”时说：是抗战的前线需要作家，“因为在那里，是时代中表现得最紧张，休戚相关的，充满了战士们可歌可泣的事实，群众怒潮般的动员，敌之残暴----”[xxxii]需要他们尽快反映。“西战团”这支“笔部队”活跃在西北敌后战场给士兵准备的抗战戏剧最为丰富。丁玲带队出发前就写出和排演好六个优秀剧本：张天虚的《王老爷》，孙强的《东北之光》，黄竹君的《汉奸的末路》（街头剧），丁玲的《重逢》，孙强的《最后的微笑》等。据统计前后总共上演了大约十余个独幕剧。后来周巍峙领队侧重用音乐鼓舞士气，激发斗志，表述情怀。如歌曲《男女一齐上前线》，《驱逐日本强盗滚蛋》等。而作家王礼锡的 “访问团”里，不论是紧张生活的日记写作，还是速写报告、诗歌等文学样式创作最有特色。如由葛一虹、以群、袁勃、宋之的、罗峰集体撰写的1939年6月27--7月14日的《陕西行纪（笔游击）》日记，虽然每个人记事写人各不同，但是每天从凌晨到晚上在行进中的工作都得到了最完整的记述。大到“今天（7月7日）是抗战建国两周年，我们整个民族正以英勇的血的战斗纪念这一关伟大的日子”（袁勃日记）。小到“雨是没有停，路上还稀烂，坐车走，是绝对没希望了。”（宋之的7月9日记）“工作团”里卞之琳写的散文《长治马路宽》[xxxiii]描摹战时山西长治民众和部队融洽的生活，不断在现实与历史的交替中呈现，真实传达了作家最切实的前线感受。老舍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写了长篇叙事诗《剑北篇》6千余行，其中《榆林—西安》记录“到延安，又在山沟窑洞里备受欢迎；男女青年，谐音歌咏，中西乐器，合奏联声，自制的歌，自制的谱，由民族的心灵，唱出抗战的热情。”参加南路慰劳总会的作家陆晶清《献给将士》[xxxiv]的诗，是这样写道“你们是今日中国的长城/你们是万众景仰的巨人/你们神勇，你们牺牲/你们用生命，用力量，用血和汗/保卫四万万皇帝子孙/保卫中华民族的永生!”诗人臧克家率领笔部队在随枣前线“我用什么换来《随枣行》和一心囊的诗料”[xxxv]。“笔部队”源于战地需要的创作不仅是多样化的，而且是贴近军民生活，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比如“西战团”李劫夫、高敏夫将民歌曲调填上新词并演唱，“在形式方面他们看得惯，容易学习，情调也和他们相近，没有艰深和诘屈聱牙的语句，自然化，故事化，形象化，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单纯的概念和口号标语，是缺乏鼓励性与感染性的力量的。”[xxxvi]产生了很好演出效果。抗战文学中大量的诗歌（鼓动诗、朗诵诗、长篇叙事诗）、报告通讯、速写、戏剧（歌剧、独幕话剧、街头剧）等文学样式特别繁荣，还有鼓词、快板书等民间曲艺也深受欢迎。这些新型文艺创作大都正是由深入前线，贴近士兵百姓的这些“笔部队”率先实践和倡导。他们不仅仅奠定了抗战文学基本的创作路向，而且最大限度地改写和丰富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内容和文学取向。

四 “笔部队”的美学追求与抗战文学的价值重估

抗战烽火的燃烧，民族救亡的迫切，作家文艺工作者自觉走向前线，“西战团”、“工作团”、“访问团”及“全国慰劳总会”等大大小小的“笔部队”历史使命的感召和统一步调的集体活动，作家文学观念是极大的抗战政治情绪的扩展。作家群体活动跳出了过往文学狭小团体或排他流派圈子，也摆脱了封闭自足化纯文学束缚，“笔部队”作家群体活跃在广阔民众的乡村中工作，奔向前线慰问、访问、服务于浴血奋战的将士，“笔”是他们手中的武器，不仅仅是为了记录他们实际的“笔征”活动，而且是他们投身大时代精神心灵抒怀的载体。作家姚雪垠在“笔部队”里创作的《红灯笼故事---一部长篇小说中的片段》，借作品主人公之口“从心的最深处发出来那简单而真诚的呼声，或者我们立刻死，或者我们立刻去找一盏红灯笼”[xxxvii]。“笔部队”的作家们正是充满着这种浓烈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情怀，有着心中的“红灯笼”去前线到战地。他们清楚责任重大，“这一部惨痛的英勇的无前例的巨大历史，是全国的作家来撰写，要千秋万世的作家继续地来完成”，所以“我们当尽我们的能力把敌后方一切可歌可泣的壮烈英雄的事实，用我们的钝的可是纯真的热情的笔把他们写出来，用诗歌的小说、小说的形式，用戏剧、散文、图画种种形式去写，我们的枪已经够使敌人发抖，我们还要用笔去暴露敌人的残暴，去‘消灭’侵略者的灵魂”[xxxviii]。“笔部队”组织作家多了些使命意识，国家观念，少了些五四以来社团流派纯文学观念、趣味的聚合因素，但是文学理想激情、文学忧患批判、文学面向时代和大众的特质，使得精神自由的作家凝聚更有了气势和张力。为此，文学的饱满热情、恢宏气韵、沉郁悲壮、平实稳健之美学意蕴和风格也由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焕发和彰显。作家白朗创作于“笔部队”生活的散文诗《月夜到黎明》[xxxix]读来令人回味深长。“月夜里，飘着幽灵样的清风，随着那白皙的月影，它也悄悄地飘进我的窗棂”。“我踏过了一片青春的原野，又爬上了一片青春的峰峦，一座又一座，无数的峰峦庄严地向我投送着雄伟的注视，-----吐出了我歌声：粉碎呀，粉碎侵略者的迷梦，/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与生存，/把敌人打的落花流水，/建立起真正的和平，/永远呀，永远也不做被压迫的奴隶，/永远也不再受人欺凌，/中国的领土是我们的，/我们才是中国的主人！”诗人将清新月夜的描摹与激昂时代的鼓动双重情愫交汇成乐章，既给人奋进又诗意浓浓。“访问团”的集体日记，虽是团里规定“每人轮流各写三天”，简要纪实团体行动，但也提倡“可以自由抒写自己的观感” [xl]。“访问团”这支“笔部队”改写和丰富了传统日记体式，给个人化的书写创建了一种浑然天成的酣畅的审美风格。作家王礼锡8月12日日记是这样写中条山战区的，“立秋好几天了，山中雨后居然有点秋意，就景物也象有点秋色。满地的落槐，满山遍野的山枣，微显得苍老的蝉声，组成中条山的新秋，在这样的环境了里面，中条山的十万战士是艰苦。可是趣味却很浓郁的。这雄伟而美丽的游击队之家，对于我们从南方来的巡礼者，一草一木，一片岩石，一块石头，一条深沟，都是无上的诱惑。”[xli]这片段的记述却融议论、抒情、描写为一炉，以记人议事，绘景状物为一体。作家将中条山抗战前线将士艰苦的生活和乐观的情怀融入美丽的秋色之中，文字生动而别具美感，带着读者随入其境，逼近战地生活。“笔部队”的作家群体正是因为自觉地把握了抗战时代的脉搏，将个人的生与死置于度外，他们广博的胸襟，开阔的视野，定格了抗战文学雄浑而壮丽美学的基调，也书写了五四以来新文学史册新的篇章。

显然易见，我们今天重估抗战文学中的“笔部队”并不完全是为了正名，强调她的文学存在。重新爬梳历史细节和文献，上述这一支支“笔部队”作家群体的诞生和运作，置于全面抗战的政治文化历史语境中，考察其生成的必然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他们数量之大（如果包括延安抗日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组织的各种文艺工作团、大小抗日演剧社、剧团，以及“文协”下设各地的分会的话，也不下上百个“笔部队”。），范围之广泛，“笔部队”所到之地遍及全国区域的抗日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方根据地，以及作家文艺工作者参与其中人数之多，超越了五四以来所有社团流派、作家联盟组织。而时间上又大都集中于不长的两年多的1938年初至1940年初时段。无疑，抗战文学中的“笔部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现象，她具有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精神联系和文化现象的巨大辐射之能量。其一，作为作家群体大规模的生成和活动现象，20世纪20年代五四新文学的建设期曾有过。茅盾在总结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创作时说“从民国十一年（1922）到十四年（1925），先后成立的文学社团及刊物不下百余”。[xlii]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等为标志诸多同仁文学社团的出现，新文学完成了由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重要转折，走向了30年代文学深入发展。抗战文学中的“笔部队”作家群体现象是继20年代中期新文学群体活跃之后，再度推进新文学进程的第二波，代表了抗战文学基本形态的完成。就群力建设言，郭沫若、茅盾、丁玲、老舍等一批老作家与白朗、罗峰、雷加、陈明、野蕻、李劫夫等青年作家组建了一个十分融洽团结的群体构成，带出了一大批宋之的、姚雪垠、臧克家、碧野、李辉英、杨朔等抗战文学的中坚作家群，丁玲、卞之琳等老作家创作和思想也获得了新的提升。其二，作家群体现象的“笔部队”最早积极响应了抗战文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努力探索文艺面向大众，文学创作通俗化民族化的实践路径。这是对五四新文学思想和创作观念根本性的大调适，现代中国文学一次因外部作用影响着文艺方向的最有效尝试。正是抗战文学召唤了作家别无选择地“到战场上去，到游击队中去，到伤兵病院去，到难民收容所去，到一切内地城市和乡村中去”，[xliii]开始广泛而深入地讨论“民族形式”的理论问题、实践文艺大众喜闻乐见的表现方式。才使得五四新文学真正意义上，突破了大都市中知识分子的狭小生活范围，完备了“左联”已意识还没有来得及实践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笔部队”给我们留下了这一历史进程的深深印迹，弥足珍贵。其三，战争背景下“笔部队”的作家群体范式，虽然只是抗战文学阶段性的群力建设，但是他们给予了抗战“尽斗争的责任的自信与自励”。老舍说：“全面的抗战必须动员全体民众。精神的食粮必须普遍地送到战壕内于乡村中。---我们宁可以缺少一些枪炮，而不能缺乏战斗的精神；抗战文学便是战斗精神的发动机。”[xliv]一支支的“笔部队”应该是这一战斗精神的动力之源。文学的力量就是对人的精神鼓舞。“笔部队”面对大时代自觉担当了激发民族抗战精神的重任，其功绩彪炳史册，永久值得抗战文学，乃至整体新文学浓笔重彩的书写。他们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低估的宝贵文化遗产。

谨以此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向献身抗战文艺的前辈作家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